余光中先生在《翻译和创作》中曾谈到，“一般说来，诗人而兼事译诗，往往将别人的诗译成颇具自我格调的东西。”对于译者而言，最大的满足感或许不在于完美的译文，而是在翻译的旅程中感受到的诸语生命力的摇曳，和它们背后文明与文明碰撞间的激荡，以及自己笔下“再生”的文字。20世纪上半叶，以陈敬容为代表的中国诗人对波德莱尔的翻译，不仅反映了译者的主体，也与近代中国在探索发展道路中的自我反思与自强不息的精神相呼应。
中国现代诗自20世纪初兴起以来，其发展便与外国诗歌的翻译息息相关，许多中国诗人也兼有译者的身份，渴望通过翻译来寻求中国诗歌创作的新方式 。作为那个时代少有的享有盛誉的女性诗人，也是中国几十名波德莱尔译者中唯一的女性，陈敬容女士（1917-1989）从同辈人中脱颖而出。她的诗歌翻译不啻为一种传奇的启发。以朦胧派为代表，许多处在迷茫阶段的诗人都通过陈敬容女士的翻译接触到了波德莱尔，并将之视为一个意义重大的时刻。
1936年秋季，陈敬容跟随一位家教老师在北京学习法语，自此，她开始大量地阅读法语诗歌。1945年，她第一次翻译了波德莱尔的诗歌。1946年，她搬到上海，开启了文学生涯中最多产的时期之一。1946年12月19日，陈敬容发表了文章《波德莱尔与猫》，以一句简洁的“波德莱尔时常命我联想到猫”开篇，表明了文章鲜明的个人视角。波德莱尔写过不少关于猫的诗歌，但猫并不在他作品的主要主题之列，无论是写波德莱尔还是写猫，陈敬容都强调了他们敏锐的视力，以及一种对立统一的样貌。
她通过对照波德莱尔黯淡的生涯与他对弱势群体的同情，进一步阐明了“现实生活”与共情诗学之间的联系。在陈看来，波德莱尔的共情范围跨越了阶级、体能、外表、婚姻与家庭关系，以及年龄的界限；它延伸到动物、自然环境和无生命的物体。其他诗人或学者从未这样解读过波德莱尔的诗学。与大多数受其诗歌启发的中国男性诗人不同，陈对于波德莱尔的刻画近乎站在对立的一面，立志于在波德莱尔的作品中寻找积极的一面，并发掘其诗歌中的创造性。通过强调波德莱尔独特的阶级背景和诗学观，她打破了人们对波氏以及其他象征主义诗人（如马拉美） “颓废”的普遍印象。
20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末，陈敬荣放弃了诗歌创作，专注于与社会主义理论相关作品的翻译。然而，在1957年7月，她再次在著名刊物《译文》上发表了九首波德莱尔的译诗。不论是她对波德莱尔的创造性解读和翻译，还是在她自己的诗歌中，她均强调了读者以及译者的主体性，放大了波德莱尔诗歌中叙述者坚韧的品行，并论证了同理心的存在。
沈天边（英语系2022级本科生）
